牙买加总督表示愿推动牙中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全球行政规制规则与传统国际行政法规范有所不同，因为根据典型的国际国内的二元概念，传统上国际层面的合法性主体只有国家，不可能承认直接适用于私人的全球性规则。

廉希圣主编：《中国宪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我国宪法学界许多学者认为1954年宪法确定的是集体元首制度，其根据是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其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元首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结合起来行使。

从1954年宪法第40条至第43条的规定来看，[24]各国元首行使的基本职权国家主席都具备了：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任免行政官员、派遣外交代表、统帅军队等职权都是国家元首才能行使的职权，谁行使这些职权谁就是国家元首。[10] 吴大英等著：《比较立法制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11]将元首划归立法机关是苏联宪法的创造，集体国家元首是苏维埃国家的一项创举，这种集体元首与立法机关密切相连，如苏联1936年宪法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常设机关，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苏联的国家元首，因为集体国家元首比较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本质，符合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见董成美：国家元首制度，载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42—743页。[33]但也有学者指出，我国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的职权虚中有实，虚实结合，其中需要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行使的职权以及有关接受国书等程序性权力是虚的，但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权则是实的。

[31] 1954年宪法草案（初稿）第40条中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17]目前我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宪法学者开始承认国家主席就是我国的国家元首。[47] 在美国宪法的二十七条修正案当中，第二十一修正案是唯一明确废止原有修正案的宪法修正案。

严格地说，我国并不存在能够据以确定宪法标准文本的官方出版物。[15]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2年第五号。[49] 韩大元：《认真对待我国宪法文本》，《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对于该问题持一种模棱两可、不做深究的超然态度，既无益于宪法研究的推进，也不利于宪政实践的发展。

这里的难点在于：如何对更改宪法条款的修正案进行简化。我国宪法修正案所谓之修改仅为宪法修改的一种情况，为使其与宪法条款的增加和废止相区别，本文将其称为更改。

[34]另外，在未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情况下，我国的三次全面修宪也都得到了全国人大的高票通过。[36] 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34-135页。而从实践来看，美国宪法获准修改的难度远非我国宪法所能企及。近年来，我国修改宪法的频率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根据我国宪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宪法的修改需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20] 以乔治·梅森（George Mason）为代表的多名制宪会议代表对于美国宪法草案的许多方面持有异议甚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后者在我国较为流行，更富实用性。三、宪法原文及修正案的实用性之检讨 诚如前文所述，从正当性来看，宪法原文及修正案或许更适合作为我国宪法的标准文本。

美国宪法的阅读者必须将这一模型投射在宪法条款上……[24] 在却伯教授看来，美国宪法的部分条文在法律效力上早已终结，就像超新星爆发后的宇宙黑洞一般，但其文字却依然保留在宪法文本之内，恰似来自遥远的消逝之星的光源。在此情形下，宪法修正文本当然就有可能被催生出来。

其二，从宪法解释的实践来看，我国宪法较之于美国宪法似乎更有被修改的必要。但是，具体到我国对美国式修宪方式的移植，结果却并非那么理想。

但若从整部美国宪法来看，宪法条文则是以时间顺序排列的。[39]另外，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我国民众有可能将修宪视为一种常态的宪法实施机制，与此同时，释宪机制的构建和运作则迟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直到1988年首次局部修宪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方才就这一问题展开研讨。这一表述方式更为简洁明了。在查阅宪法原文及修正案时，对我国宪法还不甚了解的公民有可能被过时的宪法条款所误导。而且，虽然组成《权利法案》的十条修正案诞生于同一年份，但它们也并不是以捆绑的方式一并通过的。

进入专题： 现行宪法 宪法原文 宪法修正案 宪法修正文本 。此言不虚，但从根本上说，宪法的长久稳定有赖于其良好的实施状况。

应该看到，这一进路事实上背离了1988年局部修宪时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意图，放弃了对美国式修宪方式的坚持。[21] 美国宪法第七条规定：本宪法经九个州之制宪会议批准即行成立。

然而，我国的宪法修正案从表述方式来看却不是一个规范的条文，而是一个修改的说明，阐明某条怎么修改。对于我国宪法修正案特殊的表述方式，有学者提出了批评。

其三是指引性用语，如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中的增加规定、修正案第四条中的增加以及修正案第十三条中的增加一款。然而，宪法修正案这一设计降低了修宪的难度，及时而必要的宪法修改因此成为可能。选择宪法修正文本是一条更为现实的进路，而选择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则有可能进一步发挥宪法修正案的功效。所以，就以往的经验来看，我国目前无需借助宪法修正案来降低修宪的难度。

这里所谓之互斥能为一般的宪法阅读者所感知。其一，我国宪法的篇幅长于美国宪法。

而为了谋求集体的最后批准，还会遇到繁复的困难，做出繁复的牺牲，其繁复程度定会与细节项目的多寡，成员的多寡成正比。[37] 在这一方案下，全国人大或许并不一定要以决议来代替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的称谓可以保留，但这时的宪法修正案在实质上与全国人大的修宪决议无异，它在宪法效力上可以改变宪法原文中的规定，但其本身并不是宪法文本的组成部分。

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鉴于我国的修宪方式直接取法于美国，下文将对美国的相关经验进行考察。这一修宪方式与1978年宪法的局部修改方式基本相同。

为合众国制定的任何宪法总要包括许多细节，在细节之中容纳十三州之不同利益与想法。[14] 基于我国此前在宪法实施方面的惨痛教训，如何确保现行宪法的稳定和权威确实是1988年局部修宪时的焦点问题。其一是宪法修正案的表述问题。其三，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异于美国的宪法修正案。

我国在对现行宪法进行局部修改时，既没有继续坚持源自苏联的传统修宪方式，也没有引进世界范围内颇为流行的德国模式，而是恰恰移植了极富个性的美国模式：在不变动宪法原文的前提下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并将宪法原文和修正案共同作为本国的宪法文本。譬如，虽然德国基本法自颁布实施以来经历了多次修改，但二战后的德国却是举世公认的宪政国家。

在整个联邦中确立又需十三州的同意。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时，在2890张有效票中，赞成票2863张、反对票10张、弃权票17张。

根据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保证宪法的稳定、维护宪法的权威应当是修宪者们采用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动因。事实上，这一模式尽管由来已久且在美国语境下绩效昭彰，但在世界范围内却鲜有效法者。